爱德华·萨义德对于我们的意义是无法抹煞的：他把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作为政治判断的基础，而且以文化作为“记忆”抵抗“遗忘”的武器。在他去世后出版的《文化与抵抗》汇集了他生前最后几年内接受媒体访谈的记录，可以看作是这位巴勒斯坦斗士生前最后的呐喊。这些访谈主题是巴以冲突、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国家与民族的重建等等，但在这些主题之下，我深感萨义德把文化作为一种抵抗的力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文化作为抵抗现实的途径，他对历史记忆的坚执达到了这种地步：关于巴勒斯坦人的“丧失与剥夺的历史”，他说“这是一段必须解救出来的历史——一分钟一分钟、一个字一个字、一英寸一英寸地解救”。

艺术同样可以作为以“记忆”抵抗“遗忘”的方式，同样应该面对那些“必须解救出来的历史”——在这里是一笔一笔地图绘，在这里正是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中的“密纳发的猫头鹰”应该起飞的时辰。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人所共知的作品《开国大典》中的历史人物被反复抹掉的遭遇，极为有力地说明历史画创作的根本性问题在历史工具论思想的宰制下是无法解决的。属于这类仍然有待解决的根本性原则问题是：一、对历史真实性的认识和态度;二、艺术家自己对历史的价值判断与独特思考;三、艺术表现形式与历史价值判断的自由联系。我认为，历史画的艺术价值首先应该建立在历史性价值之上，否则，如果是从根本上篡改历史、扭曲历史或遮蔽历史，即使技巧再高也是失败的作品。当然，歪曲历史的文艺作品也并非毫无价值，比如在特定年代留下来的大量历史画如今看来也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体现在它印证了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历史叙事的特定诉求与宰制。
从创作的过程看，艺术家首先面临的是历史题材的选择问题。对于历史问题的取舍本身就代表了画家或这个时代对历史的看法。站在21世纪去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应当允许艺术家有更多的探索空间。选择什么题材入画?什么才是重大题材?这些都值得探讨。在今天，面对那些被遮蔽甚至被歪曲的历史，怎样才能如实地被展示出来，需要赋予艺术家们更多思想和自由的权利。

从事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必然要求艺术家有勇气面对历史真相：一方面，艺术家应当勇于吸纳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艺术家应该本着艺术的良知、知识分子的良知，面对历史的真相，运用自己的艺术语言进行创作。很显然，时至今日，我们国家应当以法治的制度保障艺术家们自由探索与传播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应当以建设精神文明的真诚心态鼓励和支持艺术家对历史真相的探索。如果在新一轮历史创作高潮中，能够出现一批既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同时又能把过去被遮蔽被扭曲的历史重新展示出来的作品，这就是当代中国精神文化建设的重大进步。人民有理由期待着忠于历史、彰显正义、揭露邪恶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画作品出现。

历史题材创作所面对的“富矿”很多，但是当我们的目光、思想被束缚于一种旋律、一种角度、一种色彩、一种调子，“富矿”就变为“贫矿”。过去在历史画创作的草图观摩等活动中，很常见的是在题材“撞车”基础上延伸的构思“撞车”、表现手法“撞车”，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以中国历史甚至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身受的历史之丰富、深邃，本是多么丰富的矿藏!面对“富矿”而生“贫矿”之叹，这不仅仅是历史趣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念上的思想性、批判性的缺陷，是由于精神上的萎缩、贫血而导致的。

进一步说，即使是找到了“富矿”也未必一定能采炼出历史题材创作中的“真金”，关键是艺术家的识见和功力。比如，是否能在历史的巨大矛盾和反差中看到价值观念的真伪、人物的美丑、人民的命运等等，是否能在艺术的表现中对历史的矛盾作出某些合乎情景逻辑的诠释，是否能从历史的浮沉转变中折射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巨大悖论并存的真实性和复杂性，等等这些都是在“富矿”中有可能显露的“真金”。

在选择题材的问题上，还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过去那种以选题定高下的评价方法当然是极为有害的，那种方法导致了艺术家拼命在题材、点子上揣摩上面的意图、精神，结果是题材决定论盛行，艺术本身变得无足轻重。
但是，历史的吊诡现象是，“题材决定论”的另一面就是“题材敏感论”，而在人类历史上不乏这样的现象：“敏感”与信念、良知、进步等联系在一起，“敏感”是对艺术家的是非观念和道德勇气的真诚考验，“敏感”是对麻木、曲学阿世、同流合污的蔑视和鞭笞。从这一角度来看，历史画创作中的“题材决定论”在某种语境中应该获得它的合法性甚至是崇高的道义感。

从艺术创作的历史延续性而言，今天的历史题材创作无疑与过去的历史题材创作有着延续的关系，尤其是在主旋律的诉求下进行的创作行为更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因此，总结和研究过去的历史题材创作的经验、得失、问题就成了必须进行的反思。在这种反思中，有一个直接的艺术问题是：如何从过去的历史画符号体系中把那些曾经长期存在于历史画中的、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历史图像记忆的形象符号彻底地还原为它的原形;要研究那些真实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历史事件是如何被重构为一种巨大的政治艺术图像符号的，以及它在中国现实政治中投下浓重的影响。

那么，我们如何防止在艺术创作中历史题材、重大题材的书写与描绘的抽象化、工具化呢?一个很重要的补救之途是对历史真相的关注、对历史细节的关注，并且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人类书写历史文本的动机、选择原则、书写方法等等问题。历史题材和重大题材创作应该把那些曾经被刻意遮蔽和扭曲的历史和现实生活重现出来——这就是学者们讲的所谓历史的重构。

英国学者JohnH.Arnold的《历史之源》最后一章就是“说出真相”，虽然作者说很难同意认为历史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真实故事”，“因为没有任何‘事实’和‘真相’可以在意义、解释、判断的语境之外被说出”;但他还是认为这些说法“绝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应该放弃‘真相’，仅仅关注于讲‘故事’”，他提出应该“尝试在其偶然的复杂性的意义上说出真相——或者其实是许多个真相。”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说法：在偶然的复杂性中说出真相。这使我们得以暂时绕开宏大叙事所设置的禁区，先在细碎的回忆中积累和保存真相的碎片，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做总体的拼接。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于当前的历史题材、重大题材的艺术创作究竟可以怀有什么样的合理期待呢?纯粹的对于审美观照的期待当然是合理的，但同样合理的是对于实现真实的历史叙事价值的期盼，因为人类之所以要有艺术首先就在于以艺术实现思想和情感的自由交流、以艺术实现人对社会与自然现实的认识和审美。当代社会的艺术多元性与创造性毫无疑问可以提供促进人们的思想和审美情感自由交流的方式，可以帮助社会中的每一位成员了解社会现实，可以在历史学家之外提供抵抗有关文化记忆的屠杀政策与扭曲政策的有力武器。因此，当下的历史题材与重大题材创作同样应该充满着思想激情与伦理责任，这是研究者不应该逃避的问题。